“欢度国庆·活力中国”主题报道｜“活力”黄金周 国庆新气象 [2022-10-08]

中国价值是由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并为中国广大人民所接受的价值，其核心内容就是十八大报告所提的那12个概念：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我曾将大陆儒家的状况形容为妾身未明：当今的儒家，可不就是‘人尽可夫吗？除了‘老大嫁作商人妇、或被老板‘包养、改‘儒姓为‘钱姓的以外，时而嫁给‘左家（左派儒家），时而嫁给‘右家（右派儒家）。【关键词】大陆新儒家。

……似乎‘名花有主了，实则‘水性杨花而已。【摘要】大陆新儒家存在着严重的转型焦虑，在政治哲学上存在着多种价值取向，诸如前现代的原教旨主义的儒家政治哲学、作为现代性政治怪胎的极权主义的儒家政治哲学、正常的现代性的儒家政治哲学等。在孔孟那里，儒学还有着更加本源的思想视域、观念层级，而被后儒、尤其是宋明理学所遮蔽。今天的某些儒教论者、贤能政治论者等等的论调，皆属这个范畴。儒学绝不仅仅是形上—形下这么一种二级架构。

[②] 一、两岸儒家政治哲学之共识与异见 下面对两岸儒家政治哲学的异同的观察和分析，未必准确，因为我对台湾儒家的整体情况不是很了解。（一）当代儒家政治哲学应有的问题意识 1、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及其观念前提 撇开原教旨主义的态度，因为这种态度认为：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都是要不得的，应该回到古代人的生活方式。[2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四卷，第219-220页。

这里尤其值得讨论的乃是所谓心学。限于篇幅，我们这里简单列举南宋以来的一些儒家人物的名字，他们的思想中或多或少具有现代性启蒙的因素：南宋的胡安国、郑樵、胡宏、杨万里、薛季宣、唐仲友、陈傅良、陈亮、叶适、黄震等人。然而后现代主义者自己对此也是不太明了的，甚至稀里糊涂地将一般的现代性追求与具体的现代化模式混为一谈。因此，可以明确一点：启蒙与现代性密切相关，所以所谓反思启蒙与反思现代性密切相关。

简而言之，儒家启蒙的时代涵义就是：将前现代的人——臣民从皇权专制及其观念形态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现代性的人、个体性的人——国民、公民。见《李大钊全集》第1册，第246页。

[28]笛卡儿：《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6-27页。汉语启蒙或发蒙所具有的启发受蒙蔽者的普遍涵义，在中国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性社会的转型之中获得了一种特定的时代涵义，这就体现为我们用汉语的启蒙去翻译西语的enlightenment，即个体的人的解放的涵义。[88]韩愈《原道》开宗明义：博爱之谓仁。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其实是最彻底的革命。

《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极权主义对启蒙与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本质上是对启蒙承诺——人的解放的背叛。诚然，如卡西尔（Ernst Cassirer）所说：‘理性成了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取得的一切成就[14]。[56] 这种早期启蒙说是有道理的，也是有充分的历史资料支持的。

近来竟有某些所谓儒家主张恢复三纲，这实在是儒家的耻辱。后半段解释则有误，实属自相矛盾：既刑戮于人，又脱去罪人桎梏。

[31]哈贝马斯：《现代性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79]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8页。

[51]所谓自得，其实乃是一种生活领悟[52]，亦即在某种特定生活方式中的感悟。注释： [1]儒家启蒙主义是由美国华裔学者薛涌最早提出的，作为对中国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80年代的新启蒙两次启蒙运动的反思，参见薛涌：《学而时习之——〈论语〉研究之一》，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知不善之动而复之，乃所谓‘致良知，以复其初也（《复初说》）[67]，其实是要复归上述本然状态。……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乃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69]将它与《易传》的一段话加以比较，不难看出观念的转换：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措）。诸如此类的问题，促使人们反思启蒙，至少是反思德国的启蒙，而寻找别样的启蒙。

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40]参见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本，绪论，第12-13页。

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中国的皇权专制，从秦朝到清朝，持续了两千年之久，到辛亥革命才被推翻，然而其现代变种却依然存留，不断出现各种形式的复辟。

3.启蒙的积极主体：儒家 这里所说的作为启蒙的积极主体的儒家，不是说的历史上的所有儒家。引人注意的是‘美德这个词的缺失。

这种自由主义意在划定国群与小己（自由个体）之间的权限之分界。[7] 所以，必须严格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复魅：一种是前现代主义的或原教旨主义的复魅，属于韦伯所说的传统型。（一）汉语启蒙的普遍涵义 将enlightenment翻译为汉语的启蒙，出自《周易·蒙卦》的发蒙[34]，发者启也，如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35]，故有汉语启发一词。进而又引申出（被遮蔽而）暗昧、愚昧、蒙昧等等含义。

这就是说，这里存在着几个基本问题：受蒙蔽者是谁？受到谁或什么东西的蒙蔽？祛除蒙蔽者又是谁、即由谁来祛除这种蒙蔽？ 1.启蒙的对象或其消极主体：从臣民到国民 受蒙蔽者是人，祛蒙蔽者也是人，即都是主体，这就意味着启蒙之中存在着两种主体：祛蒙蔽者是积极主体。这种可能性之敞开，关键在于其心学的本体论与工夫论之间的某种紧张：一方面是良知作为宇宙本体的普遍性。

[11]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2页。蒙既发去，无所疑滞，故利用刑戮于人，又利用说（脱）去罪人桎梏。

[81] 笔者认为，这些人物或多或少亦可以称之为儒家，正如贺麟所说，他们表面上好象在反对儒家思想，而骨子正代表了儒家思想，实际上反促进了儒家思想[82]。正如西方的现代性肇始于中世纪后期，中国的内生现代性同样肇始于中世纪的后期，其典型表现是伴随着工商业之发展的城市繁荣、市民生活方式的兴起，及其在各种观念形式中、包括在儒学中的反映。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的基督教的情况相比较，中国的儒家没有成为专制皇权之外的独立力量。所以，胡克（Sidney Hook）指出：对启蒙思想家来说，人权的存在是共同的信条，……大家一致认为，所有个体都拥有这些权利，这些权利不由任何社会、国家或政府所创设或授予。而且，经过启蒙之后，他们成为这个社会的真正主体。[39]参见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页。

宋代以后、或南宋以来则是中华帝国逐渐走向衰落的时期，即中国中世纪的后期（对应于西方中世纪后期的封建时期），至晚清而衰竭。所谓多元现代性诱使人们寻求独特的现代性，而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回到刚才对康德的追问：为什么这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再进一步追问：如果说自由根本上意味着个人自由，那么，为什么这个时代会出现批判的前提，即个体自由的观念？答案就是：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方式决定了这是一个个体的时代、个人的时代。这其实是肤浅的认识，并且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32]黄玉顺：《前主体性对话：对话与人的解放问题——评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这些年来，反思启蒙乃至批判启蒙主义成为了学术界的一种时尚，更是儒学界的一种时髦。